●○在涅貴不淄，曖曖內含光○●...

開發金在今年1月底調整開發工銀總經理人事，原任的曹為實為萬泰銀債虧損案負責，調離工銀總座，由開發金策略長劉紹樑接任。當時開發金對外表示該人事安排是為將管理與業務人才分流，也就是子公司董、總與各功能別業務主管不再相互兼任，但是在開發金人事持續異動下，此種作法將面臨考驗。

開發金原本業務「四王一后」中，除了投資長楊文鈞、主導投資銀行的資深副總經理黃慧珠外，其餘三位原本均兼任子公司董、總職，分別為曹為實、主導短期投資並兼任大華證董事長的蕭子昂、兼任大華證總經理的王貞海。但是三人陸續因為萬泰銀債券交易虧損、持有萬泰債部位超限遭處分、個人家庭因素等，不再兼任子公司董、總，而接任的大華證董事長許道義、開發工銀總經理劉紹樑，都不兼業務部門主管，專責管理，避免再發生類似損失。

但是各業務單位主管從金控到子公司一條鞭作業，與子公司董、總的行政主管之間，難免產生矛盾，若是整合協調出現問題，夾在中間的主管將很難有著力點。畢竟各功能別業務主管要負業績責任，行政主管要負管理責任，大家都是主管，協調並不容易。

況且，行政主管若是對業務難以掌握，在落實管理上也會形成障礙，業務推廣也可能因為行政主管對業務不夠熟稔，而導致綁手綁腳。開發金在經歷去年萬泰銀債衝擊獲利失血，今年來又受次貸風暴影響，當時所謂的高層人事管理、業務分流原則，是否真的可行，未來從業績表現就可見真章。

因為工作因素，常與許多外資銀行、或跨國私募基金合作的眾達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黃日燦分析，台灣的金融人才大抵可分為中低階、中高階、以及年輕「海歸派」三大類型。他建議，台灣的金融法規環境宜適度開放，在「監管」與「創意」間求取平衡，才有助我國金融人才在國際舞台與各國菁英一較長短。

黃日燦認為，以中低階金融從業人員來說，台灣不僅不比人差，甚至比香港、東京、紐約、倫敦等高度成熟的金融市場表現更好，主因台灣金融法規管的很緊，市場又以中小企業為主，金融機構營運方式既要符合客戶的各項要求、在彈性之餘更必須小心不能觸法，無形中促使這些中低階的金融業員工個個反應便捷、辦事效率一流。

他舉自己以前在華爾街執業的經驗為例，某次他請銀行櫃員將錢從存款帳戶（saving account）轉到信用帳戶（credit account），櫃員卻疏忽而沒有辦好，等到他發現時，存款戶頭的利息已經損失了幾百美元，還花了好一番功夫去跟銀行交涉。他指出，這種問題在台灣幾乎不可能發生，「也是很多大陸銀行、保險業者現在紛紛來台挖角的原因。」

至於中高階級以上的金融人才，則受限法規，金融商品的創意發展空間小，產品有限的結果，就是無法快速反應市場需求，每天只是在做同樣的事，很難提升價值。

以一件跨國併購案件為例，台灣的金融人才往往只會「算價格」，至於整體的執行、程序的設計等，則仍需透過香港、新加坡等地人才來進行。黃日燦比喻，就好像做汽車的工廠，卻一直沒有接觸到最核心的引擎生產技術，「當了30年的banker，卻還是學不到最重要的東西，是一件很可惜的事。」

至於最受矚目的族群，是年齡層相對較低、剛從國外學成歸國的「海歸派」。他分析，這些年輕人才取得國外MBA學位、有了一定的海外工作經驗後，有不少選擇到香港發展，逐漸建立起大中華區域的人脈，發展也相當吃香。他預期，未來三到五年之內，將是兩岸三地年輕海歸派人才的「春秋戰國時代」。

星期三的下午，香港中環交易廣場旁邊的國際金融中心（IFC）人潮熙來攘往，其中大部分是來這裡逛街、購物的觀光客，也有不少是在附近上班的白領階級，趁著空檔出來吃個延遲的午飯，或者，抽根菸解悶。

一位駐任香港超過十年、出生台灣的外資分析師，熟門熟路地指著國際金融中心裡連接購物中心、地鐵站、商業辦公大樓等地，卻又讓人一目了然的各種路徑指標說，香港的交通生活資訊規劃都很完善，「就算一句中文都不會的外國人，在這裡也可以過得很好」。

不過，話鋒一轉，他也不免承認，儘管在香港生活得很習慣了，因為家中長輩因素，還是會想回台灣，「如果未來台灣稅率降得跟香港差不多，我想會有不少人選擇搬回台灣。」

港袍加身 薪情看漲

兩岸三地金融人才逐水草而居，隨著全球經貿環境高度開放而日益明顯，不過，馬總統上任後開啟台灣新政局，讓「回流」的跡象也開始浮現。

以外資銀行圈為例，最近在年齡層介於28到35歲間的「副」字輩（associate）族群，就吹起一股「內調到香港，一兩年後再跳槽回台灣」的模式，經過一、兩年香港工作經歷的「鍍金」後，不但回國後工作好找，薪資行情也一路看漲，而且，「以生活品質來說，台北還是比較舒服。」

轉戰異地 教父吃癟

金融人才要有高度的移動性，當然取決於本身到底有幾斤幾兩。花旗銀行台灣區首席經濟學家鄭貞茂就指出，台灣與大陸金融業的競爭力相較，「十年前一定是我們勝出，十年後的今天就很難說了」扣除同文同種的先天優勢，台灣金融人才在大陸能占得多少便宜，令人懷疑。

一位熟悉外資圈人士透露，近幾年，投資銀行界不少所謂「教父級」、或是「準教父級」的人才轉往香港發展後，「三年內幾乎沒有談成一件交易（deal）。」他分析，在台灣，這些教父級人物多是靠著豐沛人脈、打打電話就能談到案子；到了香港，所有的人際關係全都派不上用場，對於併購交易案又缺乏實際執行能力的教父大老們，儘管過去在台灣可能呼風喚雨，出了國門也只能吃癟。

鄭貞茂表示，根據外商這幾年在大陸布局的經驗，外銀只要一有新的金融商品推出，大陸本地銀行幾乎都能在很短時間趕上，加上大陸國銀據點多、服務人員充足，也彌補了在其他產品技術較為缺乏的弱點。

台灣過去採取近乎鎖國的兩岸經貿政策，逼使許多大陸台商已經與當地國銀建立起不錯的往來關係，未來金融業開放登陸後，勢必面臨一個高度競爭的環境。

相較於市場的熱烈預期，不少外資分析師對金融業登陸前景多保守看待，除了初期開放比例有限，對台灣母公司實質獲利挹注有限，更主要的原因是「最佳的時機點已經過了」。

專精國際併購案件的眾達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黃日燦則指出，政府開放金融業登陸前，應有通盤策略，我們究竟是要做大中華區「區域性的銀行」、或者只是「台商在中國的銀行」？在大方向不確定前，貿然提前開放，很可能只是「早去早虧」。

金融開放 競爭更烈

就像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時，台灣得以倖免，也讓不少人意外發現「法規保守也有好處」，因為「好的時候雖沒別人好、壞的時候也沒別人壞」。

黃日燦強調，金融業開放，時點不是唯一重點，真正關鍵的應該是如何維持本身勝基，再依據自己的狀況與條件，全盤布局，否則「就算比外國銀行早三、五年進去大陸，現在又如何（So what）？」